不久前，《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广州论坛（2013）圆满闭幕，本届论坛主题是“中欧对话与可持续城市建设”，在经历了为期三天的分主题讨论，出现最多的关键词也许就是“政府”与“公众”，每一项措施、每一个合理化建议，只要谈到落实、实施层面，总会归结到“我们需要政府的重视与支持，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在资金、机制，甚至是法律上予以支持。”就连欧方的发言人也有这样的困惑，“中国是一个大市场，但是进入中国市场需要很大的勇气和智慧，我们想要得到最高领导的首肯，市政厅、欧盟最好能够立法，我们希望得到最高意见的反馈”。谈到公众，很多人也提到“我们需要提升公众的认知度和践行力度”，而在总结大会上，中欧双方有关“公众”也达成了共识：双方未来的战略重点在于在城镇化进程中做到以人为本，需加强公众及其他利益方的参与，加强对公务员的培训以及对公众进行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教育等。由此可见，“政府”与“公众”在本届论坛出现的频率绝不亚于三中全会公报中“改革”一词。

    “依赖政府”“依靠人民群众”，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但是，在可持续城市建设议题上，政府与公众绝不是其中最关键的，其实，最关键的一环处于“政府“与”公众“之间，恰恰就是我们致力于可持续城市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的企业、组织、专家学者。
    在以“生态环境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第三分论坛上，当欧方主持人——Risteco联盟主席莫里休·马亚尼先生抛出一个重磅议题——假设你现在是一个城市的决策者，也就是你们所说的政府高层，你现在会怎么做？毫无疑问，这个问题其实就代表欧方、中方高层在征求大家的意见，希望政府为你们做什么？但是，围绕这个议题，大家讨论更多的仍是我们身体力行，要为可持续城市建设提出合理化建议和可行性方案，就像在总结大会上达成的第三条共识：城市的可持续性发展，需要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环保问题

    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高速发展，环境污染问题在“雾霾天气”、“垃圾围城”、围绕资源再生的循环经济等方面严重凸显，中央十分重视，16部委联合下发文件，我们简单地列举了几项政府近些年针对环境保护所采取的对策：

    ·“十二五”期间，在环境保护及废物管理领域，我国将推行一系列相应的规划，将为我国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处置设施建设及管理提供大量的机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中提出“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厉行节约、保护环境”的理念，这对于生活垃圾处理行业意味着重大的商机。

    ·为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国家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国发〔2013〕30号《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指出：节能环保产业产值年均增速在15%以上，到2015年，总产值将达到4.5万亿元，成为国民经济新的支柱产业。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

    “城市循环经济生态产业园”在中国是值得探索的一个方向

    “城市循环经济生态产业园”是郑州宇通重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勇先生倡导的，针对城市生活垃圾、餐厨垃圾、污泥、垃圾渗滤液等污染物，将生活垃圾、餐厨垃圾进行分选，筛上物焚烧或填埋处理，筛下物进行厌氧发酵，产生的沼气或户用或发电或做成车用燃气，污泥等污染物处理产生的沼渣、沼液制成有机肥等进行再利用，可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它可以说是一条完整的生态工业链条，自上而下的去执行，可有效去推动可持续城市建设。

    广日集团董事长潘胜燊先生说：“如果说，当地的垃圾处理方式与公众的认识未达成一致，那么一定是采取的垃圾处理路线危害到了某一方的利益，广州目前丞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就是‘水污染和生活垃圾污染’，政府高层也很重视，先后投入了18个亿来寻求一条解决路线，我对宇通提出的循环利用水电厂等城郊土地，去进行城市垃圾填埋、焚烧，这样可有效解决居民抗拒的心理。”

    我们不是在重度污染的路上，就是在去往重度污染的路上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中国区总监付璐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肩负着中国城镇化转型的重任，我们要有这个使命感，目前我们针对污染所提出的解决方案，都是在减少、降低污染，其实我们还需要去研究如何从末端根治污染，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

    付璐提到一个问题，是否城市的发展程度越高，污染程度就越严重？

    这显然不是决定性的，但是确实存在，在这个相互影响关系中，还有一个环节，就是政府的关注度，前后连接起来，就是——城市的发展程度越高，污染程度就越严重，政府的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就越高！其后带来的是财政、管理、人力等各方面的支持！

    这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关系，也是一个很可怕的链条。用当前“帮助汪峰上头条”的热点来说，那就是说要各地使出浑身解数，去博取政府的关注吗？那我们不是在重度污染的路上，就是在“拼向”重度污染的路上！

    所以，付璐在提到这个课题就非常具有现实意义，我们不要一味地只是去降低、减少污染，要及早地研究出如何根治，这才是我们致力于研究可持续城市建设的群体最大职责所在。

    草根的力量是无穷的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召集人常天乐女士讲到引导消费者与生产者共建可持续食物社区，这是一个有趣的课题，常天乐所在的是一个民间非营利组织，有机农夫市集，是针对目前食品链中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存在的食品安全与利润保障等矛盾问题所采取并践行多年的有效解决方案。他们是通过微博发起，组织者与消费者深入考察过所有参加农户，他们必须：认同有机理念，耕种过程不使用农药和化肥，养殖密度合理，散养为主，不喂含抗生素和激素的饲料；公开透明，愿意和消费者沟通其生产方式和方法（包括种子、肥料、饲料来源，防病防虫的方法，动物的生活空间和密度，是否使用大棚等信息），帮助消费者获取信息，保护消费者权益；合理规模，可持续发展和经营；具有合作精神，愿意和其他农户和消费者共同解决问题；鼓励消费者参与筛选、监督。

    自2010年9月发起，至今已举办200多场，每次市集15-25万营业额，两年多来实现超过2000万的销售额，组织沙龙、讲座、农友餐桌，加强农友与消费者之间的沟通组织生态农业交流与培训，辐射全国百余位农户，保护耕地与水域面积过万亩。

    欧洲“绿色首都”移植中国，中欧之间要建立一个合作框架

    欧洲绿色首都大奖（EGCA）每年颁发给一个在环境友好城市生活中起到带头作用、可以激励其他城市进步的模范城市（不一定是首都）。在整个欧洲城市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EGCA对地方层面上为改进环境和经济以及提升城市人口生活质量而付出的努力予以承认和嘉奖。

    EGCA是一种卓越的政策工具和有效的激励手段，帮助使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相信城市可持续发展是城市光明前途的关键所在。虽然进步本身就是对城市的嘉奖，但是欧洲委员会认为赢得一项欧洲大奖的殊荣带来的满足感和自豪感将刺激城市在地方层面加大投入，以进一步实施欧盟环境政策，与其他欧洲国家和地方政府分享经验和愿景，提高环保措施和项目的效率并使可持续发展理念更加贴近人民生活。欧洲各地城市情况迥异，学习欧洲绿色首都典范对于促进各城市发展十分重要。

    本届论坛就邀请到获得2012年和2015年“欧洲绿色首都”的国家代表，（维多利亚市、布里斯托市），他们与中方嘉宾分享了他们的喜悦，并详细地讲述了所在城市为此奖项所付出的努力和采取的具体措施。广州论坛对《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有何作用？我想恰恰就是在设计的角度，把最恰当的人聚在一起，国与国之间城镇化理论研究与实践者能够经验交流与合作洽谈。

    1850年，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说出“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差的时代”，彼时，英国城镇化率率先达到50%，如今的欧洲城镇化率是80%，而现在我们中国的城镇化率才达到52%。显然，我们与欧洲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目前拥有着巨大的城镇化市场潜力，这对于基本完成城镇化的欧洲来说，在这个相互依存、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全球化世界，欧洲不乏先进的城镇规划和治理经验，加强交流、借鉴欧洲城市发展经验、推进互动合作，这将是欧洲与中国城镇化合作的前景。

    本届论坛，中欧双方达成了合作共识：中欧双方虽然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但是双方都要向着可持续城市的方向发展。从欧洲角度来讲，要向可持续城市转型；中方将直接进入可持续城市建设。；在城市可持续发展轨迹上，中欧双方面临着共同的挑战。因此双方的讨论是平等的和真正的互动；城市可持续性发展的建设，需要多层面多领域的合作；需要建立一个中欧社会各方（民间组织、企业、决策部门）长期交流对话机制。

    欧洲有着上百年的城镇化发展经验，它可以在全球推行。中国这么大的过度，有太多的问题丞待解决，在机制方面，我们不能止于论坛，高层领导谈是一个渠道，但更重要的是，中欧双方必须要有一个落地的合作，得有一个成功的合作案例出来，一个模板，一个城市的变革，小小的变革，如果成功，我们就可以将它复制到其他地方，但是我们还要讲究因地制宜的原则。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资深参事王秉忱在最后总结中说：“我们现在应该取得了一个共识，中国与欧盟之间有广阔的合作前景，通过这次中欧论坛的举行，应该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加强我们之间的合作，我深信欧盟国家有丰富的经验可供中国借鉴，我最早就获得了很大的收获，1989年我受英国皇家学院的邀请，对英国进行高访，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国的水资源紧缺和水污染的问题，我和英国很多机构、学者进行交流，而且我得到环境部的大力帮助，我无偿拿到英国最新的环境保护计划，紧接着，一年后，我和我的研究团队就和英国的BGS进行非常有效的合作，得到海外开发部的大力支持，通过两年多合作，我们去的重要的收获，被英国政府大使馆作为一个重要研究成果加以表扬。所以我深信不疑地认为，有更多的欧盟国家和中国政府合作，我们将会取得更多的受益。至于合作的方式，我觉得应该是多层面的合作既有最高层，国家政府之间的合作，也有地方政府和企业、学者之间的甚至是互相交叉的合作，这种合作既是多层面的，又要有明确目的性，一定要解决目前中国当前存在的实际问题，比如中国水污染、空气污染、污染污染、垃圾污染、食品安全问题，这些都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应该紧紧围绕一个主要目的进行多方面的合作，一定要力求取得实效。我也非常同意大家提出的另外一个观点，就是不限于技术方面的合作，要设计多方面的合作，包括体制等方面的合作。”

    可持续城市建设是一项长期性事业，可能需要几代人，政府、企业、组织、专家学者、公众，都是肩负中国城镇化转型的责任者，每个人都要发挥主人翁的精神，都要有使命感。每届政府的任期是五到十年，也许将来的城市环境根本性改观，并不是发生在你执政期间，但如果缺少了你的五到十年，那么中国的环保事业也许就会倒退十到二十年；谈到“公众”，住建部环境卫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晶昊跟大家分享过这么一个小故事，他说：“其实公众的环保意识是不断提升的，比如说在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有谁能把果皮纸屑扔到垃圾桶里面，那就是楷模，就了不起了，可是我4月儿子现在每天热衷于将生活垃圾分门别类，这就是公众的进步。”

    对于企业来讲，中国可持续发展课题对于企业可持续发展决策，既是一种崇高的社会责任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市场机遇。我们需要得到政府支持、公众信任，前提是有一个切实可行方案或科学合理的建议，必须符合循环发展的原则，自上而下地去推行，所谓“政府”与“公众”技术壁垒定当不攻自破。